山环水抱，城绕树掩，得一古渡，便是石矶津。

　　“矶”是江河水流冲击岩石的意思，“津”是渡水的地方。有资料说明石矶津在古代是水陆枢纽，许多物资在此聚集、贸易，成了浙南和闽东北重要的渡口，曾经繁华一时。

　　至唐时，石矶津更名“廉村”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原名随后或封存于典册谱籍资料，或泯没于渡口橹桨欸乃声中，并为世人所遗忘。这倒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，原因是它跟全闽第一进士薛令之有关。薛令之是唐肃宗的老师，为官廉洁清正，肃宗便敕封老师的故乡石矶津为廉村。

　　能够得到朝廷的御赐，无论其家族还是村庄，这本身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，更何况这个村名还直接佩上令今人受享为荣的“廉”字，像注册了一个名牌商标。

　　果然，历唐经宋，尤其是宋室南移之后，廉村代有名士出现，尤为突出的是陈氏家族，居然出现一门五进士、三代俱登高第的辉煌，不能不令人感叹。

　　怀着一份崇古幽心，使我们更加仰慕名儒先贤。为了走访这个古老村落，我们冒着骄阳，风尘仆仆而至。在光线幽暗、气息浓郁的古建筑、古文物面前，人心变得平静。

　　廉村没有大规模的古建筑，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安全保存至今，说明任何的建筑都有其硬伤，而无法取代的则是其中蕴含的文脉，建筑只有并同文脉，才能共同树起一道人文景观。

　　从石矶津村名的转换，以至随后百多年间生活在村庄上的族人，秉承清正的操守和独特的思路，栽培了众多的仕子。显然，这样的家族拥有自己的优势，使古村落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　　当然，这样的仕宦文化现象也仅局限于其中某个家族而生成，有着区域上的约束性。我们看祠堂上的进士牌，想找出更多家族的姓氏来说明古代仕宦的广泛性，就比较困难。这马上令我们想到一句话“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”，石矶津恐不例外。

　　其作为一块水陆要冲，必定也是政治和文化受影响最迅速的中心地带。文化和政治属于上层的意识形态，二者相通比较紧密。

　　宋室南移后，首都在临安，即今天的杭州，而闽东去杭州，在整个南宋来说，还是近距离，朝廷政治文化动态很快辐射到闽东。

　　用今天的话说，石矶津人的消息比较灵通，所处的区位相当有利。更何况还有一代理学大师朱熹放迹长溪，从武夷建瓯到温州永嘉，一路走来，播种科考文化，带出了一大批弟子，也推动了他们踏上为政之途。

　　在特殊历史时期，石矶津人抓住机遇，享有好的文化命运。这应是山川之荣幸，也是廉村人之荣幸。

　　石矶津前有一条广阔的河流，叫穆赛溪。

　　一个村庄拥有河流，就有了济川的旷达，就有了滋润的养分，就有了怡神的灵气。

　　石矶津因穆赛溪而得天独厚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顺应四时而生，做到窗明几净，从容不迫。

　　沿穆赛溪河岸而砌的是古城堡，环村而筑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福建沿海城堡大多是周德兴、戚继光驻闽御倭而筑的工事，时间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，迄今有四五百年历史。可见古城堡最初的功用仍为军事防御设施，起着抗击外侵、抵御匪患、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。

　　曾经富裕的石矶津，处在江海的风口上，对倭寇来说是个巨大诱惑。明中后期，沿海倭匪渐起，古石矶津仕宦文明受到冲击，面临不再是科举考试，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械斗。这样，石矶津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捩，迫使部分的士子放下笔墨，走出书斋，拿起武器，为捍卫家园而斗争。

　　保存完好如初的古城墙在溪水哗哗声中，荡出历史的回声。布满苍苔的墙体和巍巍然屹立的古城门，涂满沧桑、厚重。我们挨着与河流齐平的城墙古通道慢慢踱步，如走进一段亘古的时光。山川河流，风雨冲刷，不断改变原貌；地形风物，四季轮回，今古已然不同。

　　我们看到一个用石头铺官道、筑城池的村庄，有过深谋远虑的抉择，也有过壮怀激烈的抗争。而二者的结合，无不闪烁着古石矶津人的聪明和智慧。（冯文喜）